昨天白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看是德阳的，是我的小朋友找我，一听是东晖声音。他急切地问：“是坏蛋叔叔吗？”。昨天晚上快天亮时，我分明又听到他在叫：“王叔叔”。我睁开眼睛，才知道是做梦，但我怕有什么事，赶紧和他联系，还好，小家伙平平安安，正准备去上海亲戚家呢。

做不了专家，做了“坏蛋”

我叫坏蛋，是学心理分析的，勉强博士毕个业，水平自己真的觉得不行（特别说明，不是老师没教好，而是自我的成长确实要一个过程），我主动请缨要跟随我老师SHY去四川，主要是感觉到血还是热的，但对如何开展工作，确实很是惶恐。

一路上都惶恐着。到了德阳，发现老师其实也是在寻找着具体的工作方法。我们的一个工作点是在东方电气的一个临时生活区。我们想尽了办法，比如想通过放电影，然后以讨论的形式形成团体，后来因为正逢全国哀悼日，只好做罢；又想过要先从生活区各区的队长开始，但是发现他们太忙；后来想找志愿者做团体辅导，但是还是约不上人。后来就想主动地去生活区大棚里去组成团队，发现和他们聊天是不错，想约出来做所谓的团体工作，哈，我只约到了三个人，有两个是因为我在生活上帮了一个忙，给面子出来的。

只有到最后，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点上，工作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到大棚里找人聊天，同时将心理咨询的原则运用上去。申老师将其总结为访谈式咨询。（后来想一想，其实心理咨询的本来面目就是聊天，不过做“专家”时，是别人来找你聊，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能去找别人聊。我总结一下吧，心理咨询就是怀着真正的尊重和爱去和人聊天。所有的技巧都是自然流露而总结成的定式，可惜啊，好多人都学了无数个派别的定式，因此觉得自己有点专家了，但是却忘了怀着爱，平等地和人去聊天。）二是发放心理自助资料。尹立和我编了五六份资料，印了上千份，然后我们几个志愿者，其中包括东晖等几个小朋友，一起去发放。我自己觉得好多的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都有可能通过自助的方式去解决。比如几乎所有经历地震的人都会觉得地在晃，资料中间就会有方法教他们去克服。做了这件工作后，我老是吃人家盒饭的愧疚感终于消失了，尤其是吃两盒时。

而这两个办法基本上都不是专家，一个是聊天，一个是发资料。我本来就是一个心虚的专家，现在好了，踏踏实实做非专家吧。偶尔露了一点点专家的气味时，尹立会马上嘲笑，哟，专家来了。

人不虚了，心里就蹋实了，可是没想到，我还是高看了自己。有一次同行们正和几个小孩聊天呢，我一进去，居然有一个中学调皮女生指着我说，瞧，这就是那个坏蛋。原来我进入大棚找志愿者聊天时，找到了一个女生，初二学生吧，我和她谈得不错，但是她的一个伙伴老是催她去玩。这个女生接着说“我觉得他长得像一个坏蛋，想对我朋友怎么样呢”。大家于是哄堂大笑，大家于是一致认定我长得确实像坏蛋。于是等小朋友一围着我，一定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就说：“坏蛋”。

从此，我就成了“坏蛋”，后来，运气好时，会有人叫我“坏蛋叔叔”。我说晚上找几个小朋友来，我带你们玩。几个小孩反应热烈，又带来几个，于是我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不标准的团体工作，其中一点是要他们重演地震时他们的行动。第二天就他们就带了些新朋友在我们帐篷边转悠，远远地指着我说，那个就是“坏蛋”。然后他们热切地问我，今晚还有得玩吗？几点钟，坏蛋，可别忘了啊。

过了几天，听说临时小学开学了。我和牟旭景老先生觉得时机来了，是大规模地做“坏蛋”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和几个来自昆明的热血志愿者一起走入了临时学校，老师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工作计划就是带他们玩，将玩和团体辅导结合起来。昆明的这些姐妹兄弟们在带小孩方面更有手段，有点像专业“坏蛋”了。

到我快走的那天晚上，我带小朋友去找新坏蛋去玩时，有一个小朋友很神秘地跑过来，一定要拉着我去看一样东西，我本来不想去，但是看她那么兴奋，我就过去了。一看，灰色的水泥地上有两个大字“坏0”！用砖头摆的，我都看呆了。我有点自豪，这种成功感强过发文章上职称，同时也有点惭愧，他们对我比我对他们认真多了！第二天快走了，我想和几个小朋友合影，一看，居然“坏蛋”两个字还在，合完了影，因为马上就要做操了，有小朋友想将它搬掉，他们马上说，这个不能动。我说，没关系，坏蛋叔叔都已经照下来了。他们这才将它拆掉。

说句实话，我舍不得他们。他们太可爱了，另外可能是觉得自己有价值。

这就是我的坏蛋历程。也基本上是我在灾区做所谓的心理工作。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做专家，也有人到帐篷来找我们咨询。当然在这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设置可言，因为有时连椅子的没有。还有一位阿姨女儿去世了，在我们外面大哭，我们哥几个一块跑过去，给她做“团体”咨询，阿姨说他们就是不让我哭，你们好，让我哭。最后，把我们几个抱在一起，哭着说，你们就是我的儿子啊！我们赶紧说，是的，阿姨，我们就是你的儿子。

想一想，这已经完全不专业了。

做为非“专家”的申老师高老师

申老师和高老师也做了一些“不专业”的事情，也很不像专家。说一个事吧。20日我们去了北川中学在绵阳的大棚。高老师正和学生聊时，有一个记者带了一个心理咨询师，也就专家过来。专家问小孩，家里亲人还好吗。小孩快哭了，说妈妈不在了。你给妈妈写封信吧。小孩就认真开始写，因为别人是专家。写时专家还催着。写完了专家将本子拿过来，撕下信，就出去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专家有时要赶好几个地方的。当时高老师和另外一名记者就哭了。高老师发现这个小孩身上还有伤，就问他痛不痛，阿姨给你看一看。小孩说，没事。但一看才发现，这是肯定会痛的伤口。高老师赶紧给她处理了一下伤口。出了大棚，我听高老师还在非常生气地说，太不像话了。眼圈还是红的。

这是非常不专业的，很不专家的。但是北川中学的校长看到了高老师这不专家的一面后，很诚恳地邀请我们这个团队进驻北川中学做心理工作。他说已经来了好几批专家了，但是他们带来的不是心理干预，而是干扰，不是帮助，而是伤害，他们本来都决定不再接受任何专家的了。

于是我们这个团队在北川中学开始了工作，长期的工作。不知道是几年。

申老师也不像专家了。去北川中学的那一天，我们早上只吃了一丁点东西，中午大家都没提到中饭的事，我这种坏蛋偷吃了一小块压缩饼干。回来的路上五六钟时，我又在吃，第二块才咬很小一口，申老师就回头说，还有没有，好香啊。我一找，没有了。我不做声，将嘴边这一块包了一下，递了过去。申老师没说什么，一下子就消灭了。完了说，怎么像是有人咬过。（坏蛋：哈，你也有今天）。完了还老提这件事，说那饼干不错，很扛饿。

实际上申老师压根儿就不是来做专家的。来之前，他写了一个贴子，“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最后有一句话我依然记得：“我们是学者，也是战士；我们潜心研究，也身体力行！”来了之后，很多人想请他去成都培训志愿者，他去了一下，早晨就往回赶了，他说，自己都不来现场，怎么跟别人做培训呢。

我们这个团体是非专家团体。YLL博士后出站推迟了，当我坐在空调房写这些东西时，东晖说他在印秀呢，前一段是在都江堰发药，现在不知又在做捞什子，反正基本上是非专业人士。

为什么不做“专家”

很多的心理工作者一腔热血来到灾区，有一些是想成为专家的，有一些现在就是了。但是我整体上觉得宁愿做“坏蛋”，也不要做“专家”。

有一些心理咨询师我是不喜欢的，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将高老师气哭的那位，完全没有顾及到当事人的感受。我还听说有要在发心理调查问卷，这也是我不太好接受的，这是做科学的专家方法，但这目前不是受灾同胞的利益所在，却有可能是志愿者自己的利益所在。还有一些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方法，或者是组织得不够好，因此基本上没有开展工作，但我挺佩服他们，他们克服多重困难来到这里，而且没做工作还怀着愧疚感。

有一些专家主要是工作方式问题。

我们的临时生活区就来过一位专家，他提前了几天发宣传单，还来了音响和不少媒体，因为他真的有名气。但是才有二三十人参加，其中好多还是跟着他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真正的生活区人员是不多的。他以团体的方式在做一些工作，他说一个团体二十个人，同时带五个团体的话，他可以在几个小时安抚一百个人的心灵。我刚开始觉得他这样效果也许也不错，但我越想越觉得这种专家式的方式欠妥。

首先，专家都是等人来找的。这是心理咨询人所尽知的设置。但是这是在灾区，灾区心理援助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主动地和受灾的人们联系，而不是等别人上门。因为受灾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所以无论我们如何折腾，主动来找的人就是很少。

其次，专家式的咨询很多都只是在短暂地和当事人相处一下。一般都会走好多个场子。就在这个专家到这个区的同一天，还有另外两拔心理志愿者，一拔是台湾的，车子不知什么时候就走了，不会超过一天吧。另一拔和我们聊过，他们都是满腔热血来的，但是组织者却让他们一天跑了四五个点，和导游赶顾客旅游差不多。在一个援助点上，呆上半天，效果应该是很有限的。在高校也许一个小时，我们就能解决学生的一些表面上的小困惑，但是面对灾难中间的人们，一两个小时很难做到什么。有专家提出灾区的心理工作要做二十年，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一个稳定的处所，一种稳定的关系，一个较长一点的时间是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地必不可少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算是像上面提到的这位很有名的心理专家在一个下午的工作成效也是值得怀疑的。我当时觉得效果应该是可以的，我不是当事人，我没去问。但是我真正地彻底地置疑这种专家式团体治疗的效果是在我回了深圳之后。当晚学生问我，那边如何，我很没脑子，没想着要去教育学生，我说，我先回去了一趟湖南，我感觉我都快忘了。但是等第二天我去记录到汉旺灾区现场的感受时，我发现自己陷入到几乎难以自拔的悲伤之中，它们从我的腹部升起，几乎要将我淹没。我的眼泪往下掉，键盘再也敲不下去了。我这才知道灾区人们的悲痛到底有可能有多深，我是什么，我不过是去看了一下现场，不过经历了几次厉害的余震，不过住了几天帐篷担心了几天会感染，我没有失去亲人，没有失去朋友，没有失去财产，我不用去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一拍屁股走人了。我尚且会无意识地屏蔽悲伤，那灾区的人们他们会屏蔽到何种程度。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见过一些失去了亲人的人，他们好像很平静，说都这样了，没有办法。他们的内心深处到底有多少悲痛，我现在想都不敢想。

这样的悲痛，深得连当事人自己都见不到底，痛得连他自己都不敢往里面看，不管是多大的专家，他说他能在几个小时能安抚100个人，我都绝不相信！不要说专家，我是信佛的，佛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

最多可以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感觉要放松一些，第二天呢，第二月呢，第二年呢，第二十年呢？

我反对专家式咨询的第三点我总结一下就是，当我们把自己当专家，就不会用平等的正常的心态来感受当事人，这样就使咨询很难深入。我们都有可能失过恋，有可能失去过亲朋好友，有一个专家过来说你们来找我吧，我可以安抚一百个你这种人的心灵。你会主动去吗？去了做做团体活动你就可以少掉很多悲伤吗？一般的正常人都不会相信有如此神效。但是专家们为什么这一点都没有想到呢？我想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是专家，我是去帮助别人的，我有很多技巧，他们丢下一个勾子说，说，咬着它，我可以把你救上来。却不知道心理咨询者是自己要下到水里去的那种救生员。

不光是专家这样，连初学者也是这样。许多学心理咨询的很多人都是抱着热切助人的动机来学习的。一开始就错了！！！

不是说专家式的咨询一点帮助都没有，不，是有的，但是太有限了，抛弃专家式的架子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实际上这种专家式的做法在灾区也不太容易被接受。比如上面说过北川中学基本上都拒绝这种游击专家的，后来又听说有一些在圈内很有名的专家被拒在门外。其实我们在东方电气也是慢慢被接受的。其中比较主要的原因我们是长期驻扎的。我们住帐篷，吃盒饭，住了几天，有时还真想不起自己是专家，好像真是和四川人民一样，尤其余震恐慌之时。

我们这个团队的两个点现在还在继续工作。

一个笑话，大概是：一个老太太神经了，下雨天就在外面蹲着，所有心理治疗师都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人例外，他一起和她淋雨，几天过去了，老太太终于说话了：“难道你也是蘑菇吗？”“是的，但是外面下雨了，我们到干的地方去吧。”老太太好了。

这才是心理帮助。

除了和别人一起受苦，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除了和别人一起快乐，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我不是专家。我是“坏蛋”，小孩子接受了我，我和他们一起玩，虽然我有时挣扎着想做专家。对坏蛋大家会很轻松一些，他们的防御要少一些，他们更放得开，更自然，于是生命就开始了，生命从来都不是来自于紧张，因此不可能来自于高高在上的专家。

在灾区的这几天我对心理治疗明白了一些，真的是关系治疗人，关系深一层效果好一层。这就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绝境：“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没有死去就不会有活来。

二是要和别人一起面对痛苦与绝境。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我们同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如果说心理有专家，那就只能有这两种专家，再多一点其他的东西，就不是专家了。

而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就没有专家，只有人，活生生的和对方一样地人。

我去四川之前就知道我不是专家，飞机上机务人员一脸敬佩的表情问我，你是心理专家啊？我都感觉飞机飞不起了。

到了之后，我发现我是个坏蛋。我骄傲我是个坏蛋，但我也惭愧我是个坏蛋，因为我真的不够坏。

现在我觉得我职业生涯的目标就是治好自己想做专家的病。如果一定要把心理治疗说成是职业，如果坏蛋也可以用生涯来文化一下的话。

最好我想对要去做心理志愿者的同行说一下我的感受：我宁愿做“坏蛋”，也不做“专家”。祝你们能在灾区和同胞们同甘共苦，心心相映！

感谢在灾区一起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们！

坏蛋

2008-6-9